在豪情写就《少年中国说》的前一年，饮冰室主人梁任公曾为报纸专栏撰写过一篇短文，日后收入专书时加了个题目，名为《传播文明三利器》。

许新建表示，在上述基础上，司法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起草了《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的草案。起草过程中，相关方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一方面致力于回应经营主体的关切，从市场准入和退出、商品要素的自由流动、生产经营成本和生产经营行为四个方面，一共确定了19项政策措施中不得包含的内容；另一方面致力于解决公平审查制度刚性约束不足的问题，进一步健全制度的实施机制，强化监督保障措施，推动制度落实落地，更大力度打破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

那一年是1899年。传播文明三利器，即学校（学堂）、报纸（报章）、演说。

“100多年后回首，你会发现，梁启超很有远见，判断很准确。学堂、报章、演说，至今依然是推动整个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在2015年6月的一次演讲中，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如是说。

在现代学者中，关注学堂的不少，研究报章的也大有人在，但如陈平原这样兼顾报章、学堂和演说的不多。

过去近20年，就晚清以降迅速崛起的演说研究陆续撰写过一组专题论文后，仍意犹未尽，他决心在“有声的中国”这大题目下，另写一本小而有趣的专书。这就是《有声的中国：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的由来。

关于梁启超之所以特别强调“演说”对于改良群治的意义，陈平原说，这很大程度基于他对当时教育现状的了解，“大抵国民识字多者，当利用报纸；国民识字少者，当利用演说”。

当初中国衰弱贫困，教育极为落后，“演说”显得很重要；但今天的中国，基础教育普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过半，为何还需要“演说”？

陈平原表示，在接受信息、传递知识、培育思想方面，眼睛与耳朵各有分工。任何时代，即便满腹经纶的学者，也都愿意倾听——假如演说很有质量的话。他称之为“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

在他看来，所有流传久远的“伟大的演说”，不仅系于演说者的个人才华，更与整个大时代的精神氛围相契合。对于研究者来说，借认真阅读/倾听那些“伟大的演说”，可以体察到整个时代的脉搏以及精神走向。因而，他借着广泛的搜罗和得当的解读，让这些远去在历史深处的“演说”，成为今人“触摸历史、理解当下”的入口。

最近20年，陈平原自称，论及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文学，他总是不自觉地勾连晚清迅速崛起的演说。“触摸历史”，不仅是“瞻前”（向后看），同样也不忘“顾后”（观照当下）。

陈平原说，这是学者的职业特征决定的：“瞻前”让我们知道历史大概往哪个方向走，是什么力量、事件及文体代表着文学的未来，因而对这些“新生事物”表示宽容、理解与体贴；“顾后”则是因长期的学术训练以及由此形成的历史感，对即将逝去的“传统”充满温情与敬意。

再往下说，那就是因明白新生事物的潜力、陷阱和可能性，在努力追踪的同时，用历史经验来加以警示与校正。

《有声的中国：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

陈平原 著

商务印书馆 2023年5月版

缘于对学者职业的执着，在网红体、流量担当等众声喧哗的当下，陈平原的著述与演说，同样保有着“瞻前”而来的冷静“顾后”。《有声的中国》中一篇对曾经被网络热捧的“根叔体”大学毕业典礼演讲辞的批评文章，就是一例。

不算三篇附录——《孙中山关于教育的六次演说》《作为演说家的闻一多》等，《有声的中国》全书共有五章。在最后一章也是最早写成的一章——《徘徊在口语与书面语之间——当代中国的工作报告、专题演讲以及典礼致辞》中，作者对当年颇为流行的“根叔体”，进行细致的文体辨析、反思。

该章节中的“文体感的缺失与重建”一文，曾以《毕业典礼如何致辞？——警惕“根叔体”的负面效应》为题刊发于媒体。作者对“根叔体”的泛滥有感而发道：“又到了毕业季节，媒体上争相报道，某某大学校长如何贴近年轻人，其 ‘典礼致辞’夹杂大量网络语言，获得满堂掌声。原本我就担心，校长们群起效仿，会让‘根叔体’变得俗不可耐。现在看来，真的是‘不幸而言中’。不管公众如何叫好，作为中文系教授，我有责任站出来，给这个方兴未艾的‘热潮’泼泼冷水。”

对于“根叔体”的批评，作者落脚于也起始于对“文章、体统”的关怀，认为“根叔体”式毕业典礼致辞是一个“大杂烩”，每段话都有特定听众，也都能收获若干掌声，可整篇文章合起来，不成“体统”。所谓“体统”无关政治立场，只是要求你站稳脚跟，恰如其分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这就要求演讲者首先有“文体”意识在。

“大学校长不同于电视节目主持人，专家学者也不同于娱乐明星……毕业典礼上致辞，本该是做‘文章’来认真经营的。娱乐常常有，能让你刻骨铭心、记忆一辈子的事情并不多。这样的场合，需要有与之相匹配的好文章、大文章。”他写道。

在对比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1917)、《北大第二十二年开学式演说词》(1919)，以及两位清华校长罗家伦、梅贻琦的就职演说(1928、1931)之后，陈平原坦言，当下中国的大学校长们的演说“普遍热闹有余而深邃不足”。

无论是撰写学术专著，还是看似随心所欲的小品散文式学术随想，在他心中都有一个“人文史”的大框架。陈平原认为，建构人文史的重要一环，是综合使用不同媒介，以跨学科的视野、跨文体的写作，呈现有人有文、有动有静、有声有色的现代中国。

类同于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大题小做、小题大做，是陈平原经典的治学思路。如今，借助“纸上的声音”，著者钩稽前世今生，深入开掘其思想史或文化史意义。在《有声的中国》里，听见那些历史深处的“伟大的演说”，也看见学者这个职业的人间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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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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