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经常有爱好历史的朋友跟我提起《翦商》这本书,说是读这本书,给他们的震撼还是蛮大的。
昨日,A股市场迎来反弹,银行、煤炭等高分红板块领涨,Wind全A上涨1.53%,成交额维持6500亿元。股指期货对应指数分化明显,中证1000上涨2.86%,中证500上涨1.45%,沪深300上涨0.65%,上证50上涨0.17%。陆家嘴金融论坛于近期举办,各金融部门负责人对市场关注问题进行了阐释,综指仍围绕强化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强调加强金融监管力度,完善资本市场规则。当前市场对于小微盘指数部分成分股业绩偏弱引起的退市等风险关注度上升,带动小盘指数连续回调。同时,近期公布的经济及金融数据不够强势,叠加前期市场对于政策推升通胀的预期减弱,使得近期盘面情绪偏低,缩量回调。未来的关注方向仍在于我们多次提及的高质量发展,出海扩大需求和房地产复苏。房地产新政后成交量有明显回升,但价格仍处在降价区间,未来走向仍有待观察。整体看,指数在7月重要会议前预计以震荡为主。基差方面,IM2407基差-31.98,IC2407基差-30.23,IF2407基差-33.06,IH2407基差-31.46。
我总结下来主要可能是这么几个地方让人印象深刻:
第一个,《翦商》这本书揭示了中国上古史中一段血淋淋的历史——我们大部分人可能不知道,商朝存在大量的人祭活动,祭祀者把人当作牛羊一样的牺牲献祭给神灵,十分血腥和残忍。但奇怪的是,在现代考古发掘之前,周代及之后加起来三千多年,似乎没人知道人祭的存在。是自然淡忘,还是人为铲除?
第二个,关于《周易》,一直以来,我们都把它当作是一部算命的书。但是《翦商》的作者李硕认为,《周易》主要不是用来占卜的,而是周文王写的一本历史书,大量记录了商周鼎革时期的重要事件。如果这个解读成立,那么算命先生们的饭碗可算是要被砸掉了。
另外,我个人还对一个话题比较感兴趣——谁是姜太公。《封神演义》中姜子牙的形象深入人心,牢牢占据世人的大脑。但其实,我们对真实的姜太公是一无所知——他是哪里人,怎么认识周文王,如何建功立业?史料实在太稀缺。《翦商》的脑洞很大,试图还原姜子牙的生平,不容易,但故事很精彩。
我会分成三篇来分享我的读书心得。
李硕是位脑洞很大的历史学者,他是北大、清华科班出身,但不是学院派,路数介于专业研究和学术科普之间,既非当年明月,又非教授博导。像我这样的非专业读者,不想读口水戏说,就很对胃口了。李硕十分勤奋,写书一本接一本,而且兴趣广博,知识面极宽,刚写完南北朝,突然又跳跃到春秋,旋即又在中亚侃侃而谈。前阵子传出消息,李硕突然重病在身,不知后续如何,真心祈祷能化险为夷。
首先说一下《翦商》这个书名,顾名思义,就是指周人翦除商朝,推翻商朝的统治。翦商这个说法呢,是出自《诗经·鲁颂》中“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一句。意思是从周人的太王古公亶父带着部族迁居岐山脚下,翦商大业就开始了。我们后世更多的是把翦商称作武王伐纣。
讲到武王伐纣、商朝灭亡的时候,纣王总是被千夫所指,世人说他如何荒淫无道,极端残暴,搞得天怒人怨,人心都归了周朝。周武王在朝歌的效区牧野一战定乾坤,以少胜多,轻轻松松就推翻了商朝。在中国古人眼里,夏朝的桀和商朝的纣是两个永世不得翻身的昏君,他们简直坏得不能再坏了,是反面典型中的典型。
纣王蒙冤
那么纣王究竟干了哪些坏事让人们记恨了几千年呢?大家都读过《封神演义》小说,或者看过电视剧是吧,这里面有很多描写纣王如何残暴的故事。比如,王叔比干因为犯颜直谏被纣王剖开胸膛挖出心肝;把不听话的大臣绑到烧红的铜柱上折磨致死,即所谓的炮烙之刑;囚禁西伯侯姬昌,据说长达七年,还把他的长子伯邑考剁成肉泥分让文王吃下;纣王跟别人打赌女子腹中胎儿性别,竟命人剖开孕妇肚子取出胎儿。
听上去十分残酷血腥,简直骇人听闻。那是不是《封神演义》作者为了烘托恐怖气氛故意编造出来的呢?不是的,小说作者有他的依据。《尚书》的《泰誓》三篇是周武王在发动伐商战役前的动员演说,武王历数纣王的罪行,其中就包括“焚炙忠良,刳剔孕妇”“斫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这样的说法,“焚炙忠良”应该就是指炮烙之刑,“剖贤人之心”没有明指受害者是谁,或许就是指比干。这些分明就是《封神演义》中酷刑的原型。
所以纣王的罪行是否就此板上钉钉呢?很抱歉,不行。因为流世的《泰誓》三篇乃是伪作,是魏晋时期有人杜撰的版本。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这里无法展开讲,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尚书》的今古文问题。
比较可靠的是《尚书·牧誓》这篇,武王军队抵达牧野之后的一次演讲,这里收集的纣王罪行就温和得多:听信妇人之言,大概是指妲己的枕边风;不积极祭祀自己的祖先,言下之意,是指商朝的祖先已经倒向周人;排挤自家兄弟(大概是指箕子、微子),却重用无耻之徒,任凭他们到处胡作非为。就这些,哪一条都对不上《封神演义》中的残暴举动。
《翦商》的作者李硕认为,剖心、刳腹可能是存在的,但未必是纣王的个人行为,它们的原型是人祭,这是商朝的国家行为。所以,商朝的灭亡不应该由纣王一个人来背锅。
阴森的人祭
什么是人祭呢?就是指在祭祀祖先或者其他神灵的时候,把人当作牺牲奉献给祭祀对象。我们知道牺牲一般专门是指牛羊猪等等动物。在我的老家,每年到了除夕、清明夜,都要准备一扇猪肉、一条草鱼和一整只鸡,摆在供桌上祭祀土地等神灵。这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那你能想象,在供桌上出现人肉吗?在商朝,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们把人作为供品。今天听起来匪夷所思对不对。
商朝存在人祭传统,这是有扎实的考古学依据的。《翦商》这本书里就大量引用了这样的考古报告,读起来让人触目惊心,因为商人处理人牲的办法实在十分血腥,说得直接一点,就像屠宰牛羊一样对待人牲。大家可以去读一下《翦商》的原文,需要一点心理准备,跟读秦明的探案小说一样恐怖。
人祭跟殉葬不太一样,殉葬就是陪葬,帝王或者贵族去世的时候,总要拉上最爱的妃嫔、使唤惯了的仆人一起进入坟墓,他们可以在西方世界继续提供服务。人殉起码是把陪葬的人当作人来进行安葬的,甚至一度被视为荣誉。秦穆公的时候,秦人还是热衷人殉,一次穆公跟群臣饮酒,喝高了,彼此说要“生共此乐,死共此哀”。结果穆公去世的时候,真的就有177人从死,其中包括了子车氏的三位贤臣——奄息、仲行、针虎。秦人因此十分惋惜,作了一首诗以资讽喻,就是《诗经·秦风》里的《黄鸟》。
李硕根据考古报告认为,在二里头的夏朝文明,偶尔会有人殉的墓葬出现,但应该没有大规模的人祭行为。但是到了偃师商城、郑州商城,也就是早中商朝时期,人祭的情况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到了晚商时期的殷墟,因为这里考古发掘最为充分,被挖出的祭祀坑也是最多的。根据考古界的估计,在殷墟王陵区的祭祀坑总数超过2500座,如果按照每个坑五个人牲来计算,人牲总计超过12500人。另外一个统计人牲数量的办法是通过占卜用的甲骨文,因为商人在祭祀之前必定会用龟甲进行占卜,所以留下了大量关于用多少牺牲品进行献祭的记载。有学者统计,从盘庚迁都到殷,直到帝辛,也就是纣王灭国,这270多年间,王室官方至少用了人祭13052人,还有很多卜辞没有记载具体的人牲数量,以及还有大量流落在外的甲骨片,所以实际的人牲数量还会更大。
除了官方的祭祀,商朝民间也在进行大规模的人祭。比如殷墟发掘出的大司空村,人祭的规模也相当大。如果把贵族们的祭祀用人牲数量也加上,人数就远不止一万三千多人了。
难怪李硕会在书里说,商朝的人祭现象,是一种国家行为。我们回到《封神演义》里的恐怖故事,王子比干被剖心,伯邑考被剁成肉酱,他们可能都是被当作人牲献祭了。《翦商》的开头详细写了一个商人贵族“墓葬”的发掘现场,后来才发现这是一个祭祀坑,被献祭的除了大量奴隶,还有一名贵族,猜测是受到商王处罚,所以沦为人牲。因此,商人贵族被献祭,并非不可能。至于伯邑考这样的外族首领被献祭,甲骨文卜辞中有不少的记载。
那么纣王是不是历代商王中人祭最疯狂的君主呢?不是的。根据《殷商史》两位作者的统计,用人牲数量最多的是武丁,他是盘庚迁殷之后的第四位商王,明确的人牲数量达到了九千多人,占比超过13052人的三分之二。而末代的帝乙和帝辛,帝辛就是纣王,明确的人牲数量加起来也就是104人。所以,纣王绝对不是最残暴的商王。我们的史书总是把诸多罪恶加在末代君王身上。
人祭不是商人的发明,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就认为,商人的这种人祭行为,是他们在跟早期苏美尔人接触中学习而来。苏美尔人就是通常所讲的两河文明,位于如今伊拉克的美索不达米亚。当然,这个话题争议很大,也很敏感。
希腊人也有人祭行为,他们会提前物色牺牲品,把他们养上一年,好吃好喝招待他们,在献祭日那天举行盛大的仪式,把献祭的对象带到悬崖边,一把推下去。希腊人认为他们的罪恶将随之被带走,瘟疫、灾难不会再降临到他们的头上。南美的阿兹特克人和玛雅人也有制度化的人祭行为,比如让人牲不停游泳,不准靠岸,直到精力耗尽淹死。这些都被西班牙殖民者详细记录下来。
亡国之兆
商人是十分相信鬼神的,尤其崇拜自己的祖先,认为我们这个世界是由他们主宰的,所以要进行大量的占卜和祭祀,来祈求神灵启示,寻求祖先保佑。著名考古学家董作宾就研究过商朝王室是如何祭祀历代先王的。商朝的王死后都有一个谥号,末尾都带有一个干日,比如上面提到的盘庚、武丁、帝乙、帝辛等,是所谓日名。纣王的本名是受,纣是同音字,他的日名是帝辛。关于日名,有两种理解,一种是认为它是商王的出生日,另一种认为是去世那天。但是不管是何种解释,商人是根据每位先王的干日进行轮流祭祀的。比如只在丁日祭祀带丁的日名的先王。
据董作宾的研究,商人祭祀祖先的方式一共有五种,用这五种方式把祖先都祭祀一遍,需要350天时间,差不多就是一年。所以商代的祭祖仪式几乎天天在举行。如果都用人牲的话,数量确实是比较庞大的,恐怕远远不止目前发现的这些。
那么人祭究竟是不是导致商朝灭亡的主要因素呢,这并没有确定的结论。导致纣王迅速兵败的未必是人心向背,而是类似明朝那样腹背受敌——东南的淮夷叛乱牵扯了商朝兵力,周人则看准时机,一战定乾坤。
但是人祭一定是个不容忽视的亡国因素。根据研究,人牲的来源主要是非商人族群。商人这样残酷对待异族,怎能不激起他们持久的仇恨。
再造中华
但是奇怪的是,对于这样残酷的习俗和制度,殷亡之后三千年来,竟没有人提及,更不用说严厉批判。你看秦朝灭亡后,从汉代,一直到宋代,总有人在喋喋不休写“过秦论”。而商人的罪恶,除了一句“殷鉴未远”之外,再也没人细究过。
所以周代之后,人祭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烟消云散了,后人对此似乎毫无记忆。到了春秋晚期,孔子对于陶甬陪葬的风俗都已恨之入骨了,更何况人殉和人祭。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记忆断层呢?
首先,商人和周人之间存在着文化断层,让人祭制度难以为继。
传统上,我们想象中的夏商周三代是直线传承的,夏之后是商,商之后是周,同一个主体族群,只是换了领导集团,就像后世的王朝更替。但是,由考古学家复原的上古史却不是这样,上古中国不是一脉相承,而是满天星斗,不同族群共生共存,不存在绝对主导的文明力量。上古所谓帝王,仅仅是部落之间的共主而已。夏、商、周分属不同族群,各自有自己的人文渊源,并且在时间上是平行发展的。夏朝时有商周族群,商朝时也仍然有夏周族群,到周朝时则逐渐融合。这就好比后世的蒙古、契丹和女真金人之间的关系,先是契丹占据主导,再换成女真,最终被蒙古人一统天下。
所以商人有商人的习俗和传统,周人也有周人自己的,他们并不热衷于搞人祭人殉。后世考古挖掘的周人墓葬中很少发现殉人葬,更不用说是人祭坑,而且不管是先周的周人,还是周代的周人都是如此。前面讲过,秦人直到穆公的时候还在流行殉人葬,他们跟商人十分相似,甚至连车马殉的规制也跟商人一样,马和车是摆成使用状态连在一起入葬的。而周人的车马殉则是车和马分为两个坑,以闲置的状态安葬。这是因为秦人实则是一支东夷部落,跟商人关系密切,是广泛意义上的殷遗民。周初武庚禄父及三监叛乱时,秦人先祖部落也参与其中,战后被周人迁徙到西部戍边。
尽管周人没有人祭人殉传统,但不代表他们没机会去学习。事实上,从周文王努力学习占卜技术这点看,他们恐怕并不排斥商人的这套鬼神信仰,甚至深以为然。
就在武王克商之后不久,发生了一件让孟子扼腕叹息的事情。这件事情记录在《逸周书·世俘解》中,这篇文章被认为就是真正的《尚书·武成》,后世流行的《武成》则是一篇伪作。大家还记得孟子那句“尽信书,则不如不无书”的名言吧,说的就是这篇《武成》的读后感。《武成》或称《世俘》详细记录了武王克商后举办庆功大典的事迹,里面写到周人效仿商人,用大量俘虏作为人牲,献祭神灵和先祖。所以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除了战斗大量死伤之外,还有很多商人死在了祭祀现场。这让孟子有点不能接受——文武革命既然是以至仁伐至不仁,怎么会出现血流漂杵的事情呢?所以他不信,不全信。
孟子不信,是因为他不清楚商朝的事情。李硕认为,周公执政后,系统性销毁了商朝人祭的证据,造成了后世的记忆断层。
在周公旦的领导下,周人一方面大规模毁坏商人的祭祀现场,不再使用,也不让后人有机会去观摩学习;另一方面,把记载人祭的档案文献也一并销毁,让文献不足征,后人也无从了解这些殷礼。这双管齐下就彻底禁绝了人祭这种血腥的传统。
于是人文主义之花开始盛放,华夏文明迎来新生。人祭是一种不把人当人的阴森文化,而周公创制的周礼,则是仁政,以人为本。几百年后的孔子格外遵崇这套文质彬彬的礼制。李硕大胆推测,也许孔子在整理上古典籍的时候发现了周公的这番苦心,所以十分执着地扛起人文主义的大旗。
周朝开启了此后三千年的中国,直到今天,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内核可以说仍然是周人。这就好比西方人,总也脱不去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精神底色。
《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
李硕 著
一頁folio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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